365bet娱乐开户代理-谢其章︱姜德明书话里的旧书价钱
2019-08-06 13:59:39 来源:本站
多年前读过乔衍琯详实且生动的《乾嘉时代的旧书价格及其买卖》,不由联想到今天的旧书价格。“后之视今,亦犹今之视昔”,不妨从手边比较齐全、生动的姜德明书话说起。
 
姜德明书柜,打开柜门的全是珍本旧书
 
姜德明先生的淘书史比所有的爱书者似乎都早。他在《我的藏书》里说:“我不是书香门第出身,父亲是个开纸店的掌柜……我到店中闲串,偶尔从中捡几本有兴趣的带回家去看,记得有抗战前的《良友》画报、《论语》等杂志。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。”
 
姜先生自述:“四十年来,我的藏书绝大部分来自西单商场、东安市场,什么隆福寺、国子监、琉璃厂、灯市口……都留下了我的足迹。”(《我与旧书店》)
 
姜先生还说:“我的新文学藏书原先是有个范围的,即限于散文、杂文和报告文学之类,长篇小说和翻译不是重点。而且淘书时十分注重书品,缺页短封面或无版权页的绝对不收,价钱太贵的也不收。”
 
“价钱太贵”,在那个年代是个什么标准呢?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,月工资超过一百元,要算高薪阶层了。夫妇两个都上班,一般而言,薪水上男高女低,两口子再养两三个甚至五六个孩子,平均下来,每口人有三十元生活费就相当不错了。我记得当时一个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十二元的话,就会申请到如减免学杂费等政策照顾。我家七口人加一个保姆,人均生活费二十来元,日子紧紧巴巴,为了节省三个男孩每月八毛一分钱的理发钱,母亲买了把推子给我们仨剃头。
 
我理解的姜先生的“价钱太贵”,就是两元或三元,超过此数就是太贵。有一回,我在琉璃厂书市与一本《今传是楼诗话》(王逸塘著)失之交臂,售价仅一百元。事后请教姜先生,他说七十年代旧书店有一本这书,两元钱,放了很久也没人买,他就买了,并说现在卖一百元不算贵。过了几年,我花八百元买到了品相上佳的《今传是楼诗话》,现在则非三四千元不可。
 
姜先生在《买书钱》一文中有过“小苦而微甜”的回忆:“我的买书钱主要靠上学时家中每月给的零用钱。不够的时候就虚报开销,如说学校指定要买参考书,或者自己又新添了一件衣物之类。”
 
“我有三个儿女,每月光扣托儿费,我们夫妇的工资袋里也就所剩无几了。……所以我买旧书,一向尽买那些定价便宜的。”
 
“平时,我们夫妇的工资领来后都放在一起,谁用谁就去拿。好书诱人,在刚发薪的那几天也就慷慨起来,不计后果了。妻觉察了,提出警告:‘先生,手下留情,一家老小还得吃饭呢。没看见孩子的裤子不能再打补丁了吗……’我良心发现,只好低头不语。”
 
“有的时候,实在怕那难得的版本被别人抢去,趁妻不在旁边的时候,不声不响地从橱里抽出两张票子来。比如阿英在孤岛上海印的那本长征画集《西行漫记》,我便采取如此手段得来。当时花了一元钱,现在当然是革命文物了。”
 
姜先生经常劝我们,不要因为买书影响了过日子,不要买很贵的超出自己经济能力的书。姜先生对现在的旧书店超高书价一向很反感,对古旧书拍卖也不以为然,曾言“在旧书肆的新文学版本还没有被拍卖家们包围的年代,我是个痴迷的搜访者”。他经常说的一个词,“胡闹”。如今的古旧书价似脱缰野马,无可理喻,姜先生连“胡闹”也懒得去说了。
 
如果留心的话,可以在姜先生书话找到那个时代的旧书价格,虽然和现在的书价没有可比性,但是蛮好玩的。
 
姜先生在《书帐》一文中说:“我常常买旧书,的确没有想到要当藏书家,至今亦无个人的藏书全目或完整的购书帐。不完整的书帐,则在1970年至1975年有所记载,也未必全,……重看当年的书价,再与今天一对比倒也有趣。比如1970年全年,我购书只用了23元2角1分钱,其中一本鲁迅逝世那年在燕京大学出版的纪年册,当为稀见的版本,我却以1角得之。……1971年似乎是我购书的丰收年,共用去111元5角。平均每月近10元,可以买到几十本书,现在就难了。其中颇有若干种值得一记。如当年作学生时欲购而无力得之的四厚本金人译的《静静的顿河》,竖排、黄色封皮本,以三元购得。当时曾有一种实现梦想的喜悦,原书扉页上还盖有‘安娥’的印章,证明这本来是田汉夫人的藏书,亦现代女作家签名本。鲁迅先生的《中国小说史大略》,北京大学线装铅印讲义本,是新潮社上下两册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的前身,当为世间稀见的珍本,我以1元5角购得。但,最不平常的是竟然购得郑振铎先生著的自用本《中国文学研究》上中下三册。”
 
姜先生称,“我为购得此书而大喜过望,同时亦顿生感慨,当时破例在书帐上写下一段小跋”。这段小跋有时间(1971年5月31日上午)、有地点(海王邨中国书店)、有书名、有价钱:“此书于1957年12月出版,印一万册,定价4元6角,今以2元3角得之。”
 
仅此一篇《书帐》真是不够过瘾。韦力先生《上书房行走》里写姜德明书房那篇,配有几张照片,其中一张是姜先生保存的购书发票一沓,旁有清单写着书名和价钱。要再想多知道一些当年的旧书价钱,只有一途,在姜先生书话里寻寻觅觅。
 
姜先生在《琵亚词侣书话集》里写着:“我保存的这册小书完整如新,六十年代初以三角钱于旧书摊上捡得。现在有点不忍回味了。”这册小书如今连大名鼎鼎的孔夫子旧书网也从未出现过,可见其珍稀。
 
有的时候价格是模糊的,“譬如卞之琳先生战前在琉璃厂刻过一部木板新诗集《音尘集》,宣纸,红墨印,外加黄缎函套,真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。……但因为是线装本,通过了他(雷梦水)的手,还是为我留了下来,当然,定价要稍贵些”(《卖书人》)
 
有的时候不记价格,“二十多年前,从厂肆捡得胡适著的《墨家哲学》一册。当时要买它并不是为了要研究古典哲学,或认识墨翟的学问,而是看中胡适的签名,那是他题赠钱玄同的”(《胡适的签名本》)。去年某图书馆举办了一场小型的签名本展赛,第一名展示的宝贝即胡适签名本。据我了解的行情,胡适签名本没有低于一万元者。
 
在《知堂的藏书印》文中,姜先生透露了许多珍本,却一本也没有透露价钱,云淡风清地说:“限于当时的社会风尚,问津者并不多,我亦是择我所需而价又低廉者存之,大部分眼见其流落了。那时只要你稍许破费,正是人人举手可得。此一时彼一时也,当年机遇如今难以再现矣。”
 
“当时我在那里也捡得他的两本藏书,所费不多。”(《孙楷第的藏书》)
 
对嫌贵而买不起的书,姜先生记忆尤深:“当然也有羡慕已久却无力购回的书,比如四厚本黄色封面的《静静的顿河》、用精致的纸匣装置的《鲁迅三十年集》即是。”(《天祥二楼》)我的朋友赵国忠曾一百元购得此版《静静的顿河》,让我妒羡不已,谁知不久之后赵兄就把书赠送给我的另一位朋友。赵兄收藏新文学版本书甚丰,“翻译书不是重点”,这个观念是学姜先生的。
 
古人云:“甚爱必大费,多藏必厚亡。”说的对,又不全对。姜先生曾经被迫卖过书,甚至烧过书,可是他享受过藏书带来的无穷乐趣,写出了那么多精彩的书话与爱书人分享,相较于同时代的藏书家,姜先生的“书人生活”,似乎无人可及。
 
“我也卖过书,一共卖了三次。”姜先生在《卖书记》里这么写的。“头一次可以说是半卖半送,完全出于自觉自愿,并无痛苦可言。那是天津解放后不久,我要到北京投奔革命了。”因为我对三四十年代的电影刊物电影明星有兴趣,收藏了一些影刊,常常说给姜先生听,他经常说,这些影刊过去他都有存,进北京之前都卖了或送掉了,如《联合画报》《新影坛》《电影杂志》《青青电影》等。这真是历史的循环,我津津乐道的这些影刊,正是姜先生半个世纪前抛弃的。我将自藏的全份《电影杂志》交给出版社影印,得了几套样书,送给姜先生一套,也许姜先生会见笑:当年原版的那套都卖了废纸,如今却变废为宝了。
 
“第二次卖书是在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的时候。”“马上给旧书店挂了个电话,让他们来一趟。”“第二天下班回到家里,老保姆罗大娘高兴地抢着说:‘书店来人了,您的书原来值这么多钱呀。瞧,留下一百元呢!’”后来有人告诉我,这位旧书店“来人”是中国书店的某某某,这位某某某在我搜集民国刊物上给了许多便利。最近我的朋友宋希於告诉我,1986年的《出版工作》上有某某某的一篇文章,有意思极了,讲的全是中国书店收购旧书刊的故事,现在来说是“商业机密”了。
 
姜先生接着写:“他拉走的哪里是书?那是我的梦,我的感情,我的汗水和泪水……罗大娘还告诉我,那旧书整整装了一平板三轮车。”“这一次,我失去了解放前节衣缩食所收藏的大批新文学版本书。”
 
姜先生卖掉的一平板三轮车的书刊里,我所惊诧的是“整套的林语堂编的《论语》和《宇宙风》”。我甚至可以肯定,整套《论语》杂志,以后的岁月姜先生可能有机会补购回来,而《宇宙风》杂志则希望渺茫。得机会问问姜先生,又担心勾起老人家的伤心往事。
 
七年之后姜先生第三次卖书。“这一次又让旧书店拉走了一平板三轮车书。”“第三次卖掉的书很多是前两次舍不得卖的。”“我不忍心书店的人同我讲价钱,请妻作主,躲在五楼小屋的窗口,望着被拉走的书,心如刀割,几乎是洒泪相别。”
 
我是个爱书人,写到这儿,也很难过。
 
 
责任编辑:郑诗亮
澎湃新闻报料:4009-20-4009   澎湃新闻,未经授权不得转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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